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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零

但欧洲的银行也在1990年代，在华尔街的大肆鼓吹下，开始美国化，只不过步伐相对小，而且炒卖不合乎德国人的性格，估计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后，应当对此有所警惕，而且德国是一直提倡要加强对冲基金管理的国家。

日本在其经济发展的高潮期，也对股票市场不太着重，只是到了1980年代，开始受日本的国际接轨派的影响，开始号称要“直接化”和“国际化”，于是创造出一大堆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团，开始在世界上横行一时。其结果就是在1990年，像今天美国一样，弄了个房市和股市的大爆炸，从此陷入经济停滞。这之后日本的股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路下降，而储蓄积累的资金，主要是以到海外市场投资和食利的方式，参加美国这一轮的金融大赌博，虽然最后可能烂手烂脚，但对其经济的打击似乎还是要因为美国经济的衰退。

中国要做的是，不要让中国的国际接轨派，将中国引向日本所犯的错误，将中国的股票市场，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还是要利用银行储蓄的方式，去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中投和汇金，也不应该将自己变成一种单纯逐利的对冲基金，而应该服务于中国经济对外活动的需要，比如说成为一个境外和离岸的金融平台，在中国内需市场开始形成，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的地位逐渐上升，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能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开始用人民币作为国家贸易的结算货币。

正如笔者在大国游戏里的预言一样，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会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而带来其经济长期的衰退。如果中国能够在经济上摆脱自己国内的国际转轨派的骚扰，推进经济成功转型，发展出替代性的新能源，以内需为主代替出口加工为主，在新经济中，提高工人工资收入，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现象，促进环境保护，为人民提供干净的空气和食水，强力整顿食品加工业，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控制在9%-11%的幅度内，那么中国在这接下来的10年里，发展就会非常的顺利。

在如何支持中国自己有希望的新型企业上，中国政府必须有敏锐的目光。最近世界最出色的长期投资家巴菲特，对王传福的比迪亚的大手笔投资，其实中国政府早就该做。如果中国可以产生出几十个这样有希望的未来大企业，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影响力，就远非今日可比。着重实业，科技创新和发明，而不是发展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行业，是中国必须做的选择。

看到了美国国会在救市法案上的博弈，和华尔街股市的大幅震荡，不由想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句。估计所有的观察家们，都预测到了大美利坚帝国的日落，只不过没有想到“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竟然落得这么快，而那静悄悄的微山湖畔，有几个过去的农民的儿子，在太空里漫步了。

九十九

本来货币自由兑换的原意，是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换中，通过自由兑换，来调节双方的贸易进出口水平，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理论上听起来似乎很清楚，但在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第一个问题是贸易并非是唯一主导货币交换的因素，投资在现实条件下，已经比贸易在货币交换总额中的比重要大，因此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形成了非贸易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当人们因为贸易进出口的顺差和逆差，来判别是否贸易兑换是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就不是太现实。

在投资的层面上，你有长期的实业方面的投资，也有中期的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更有短期的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当外来投资的期限越短，流动能力越大，对兑换汇率的影响越大，而这种影响并不体现以货物为主的贸易的真实水平，反而对真正的贸易造成极大的冲击。而更大的影响就是国际货币中的食利交易，即从一个利率低的货币，比如说日本借钱，付低利率，然后转换到一个利率高的货币，比如说澳洲元，收高利率，获取中间的利率差额。这种将货币本身当作商品追逐的行为，也进一步将汇率畸形化。

在电脑和互联网流行的今天，私人炒汇市场增长很快，人手一个电脑，就可以去影响你外汇市场。以区区的1千万，就可以造成你20亿的货币交易量，几乎超过许多国家的一个月的贸易水平。当这些投机资金将自由兑换的比率从一个高点到一个低点的反复折腾，对贸易成本造成过大的损耗（比如贸易公司要靠在汇市里对冲来抵消风险），你中央银行还不是得乖乖的出来干预。既然最后都要干预，而不可能任由货币自由兑换，那么干嘛不一开始就划定一个笼子，让货币在里面兑换，反而要减少贸易中的不必要成本。

从这点就看出来，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标准，需要你去接轨。而当西方各国开始吸取这次金融风暴的教训，对卖空限制，向中国接轨，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标准，中国的国际接轨派们，不是一样大声嚷嚷，要国务院通过允许卖空，而拒绝和国际新标准接轨？

从股票市场的发展来看，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的股市就比较活跃，在直接融资上面起的作用很大，但就每几年就来一次危机将股市清理，让很多股民血本无归。这个循环一直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就将股市彻底清盘，从此美国的股市一直比较安静和规矩，直到1980-90年代又开始乱来。

而德国则走了条不同的路，在19世纪看穿了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欧洲的银行，对服务实业经济发展的信贷不感冒，却忙于胡作非为的有价证券的赌博和投机，害人又害己（当时还没有国家干预来帮他们收拾残局），于是通过一些法案，禁止银行参与投机活动。德国的发展道路基本上影响了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以德国的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相对的比重要比美国和英国小得多。

九十八

那么中国的金融改革，当然不应该走这些国际接轨派所规划的利润私有化，损失公有化的道路，可是应该如何建立起一个成熟而健康的资本市场呢？

头一条，就是中央银行绝对不能独立。中央银行必须服从于国务院的领导，作为国务院的助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调控的着重点上应该平衡考虑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速度，利用利率，银行准备金和国债三种方式，调节货币发行量。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由私人的金融大亨和大银行控制，而必须在给国务院的决策里，和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商业部等等，提供同等的咨询。

第二条，就是建立以国有银行为基础和骨干的商业储蓄银行体系，使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以服务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主要业务。虽然这些银行需要考虑其经营的利润，但必须规定其贷款于证券行和房地产商的金额必须在一个规定的额度。比如说以香港的银行业的经验就是，股市和楼市跌掉了５０－６０％，银行还是可以生存，不需要政府注资挽救。保证了这一条，中国政府就不会被人劫持为人质。

第三条，严格监管投资银行，暂时禁止对冲基金和私人基金。可以鼓励以发展实质经济为主要考量的行业基金和新技术创新基金。中国需要的是巴菲特而不是索罗斯，不能让经济里产生出一种可以妙手空空，就可以瞬息间腰缠万贯的寄生行业，从而导致民族最聪明的头脑不是去发展实业，而是去投机取巧，那么这个民族就完了，不会有太大出息。

第四条，严格规定证券行对杠杆的水平，但应该撤销对卖空的授权。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一个初生儿，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成熟市场的时间，和养成投资的长远性及稳定性。避免胡乱引进西方的股票玩法，以破坏这个市场的发展。

第五条，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要严格控制，可以建立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但不要建立以炒卖为主的指数期货市场。总之原则是，期货市场必须与实体物质挂钩，不要变成任何空泛的概念都拿出来炒。但是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不宜和国际市场接轨，因为在中国无力影响的市场上，与国际接轨就是向掌控定价权的大炒家送钱。

第六条，在金融虚拟经济和实质经济的比例如何掌控上，必须对西方各国发展的经验进行细致的研究。笔者的建议是应该向德国学习，而不要向美国和英国学习。中国的前途还是要建立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上面，而不能变成靠忽悠过日子的国家，不然的话，亡国可是快得很了！

第七条，拒绝用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由兑换货币政策，坚持和完善目前的一篮子货币，规定上下界限的浮动管理政策。大部分坚持鼓吹自由货币兑换理论的人，根本不了解货币兑换的环境，就开始胡言乱语，将古典经济理论的供需平衡随意引用，对现实的货币交换以及交易成本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功用。

九十七

而私人基金，其实钱并不来源于私人，而是更多的从大的退休基金那里招募。他们干的勾当也很卑鄙，就是几乎以很小的头款，甚至不用，和银行的融资，就将一些暂时面临资金困难，但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公司，吃下来。然后就开始大幅削减工人，将失业工人抛给政府，把重组的公司要么扔上市，通过一些包装推销，以股市投资者的资金金蝉脱壳，或者是发行企业债券，然后自己拿钱就跑，而企业如何偿还那些债券，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中投扔进去30亿美金连水漂都看不到的黑石基金就是此类，不过这次是以自己上市来骗到中投的钱，立即走路。

这三大流氓集团的特点都是对实际的经济不光是没有丝毫贡献，反而造成各种打击。而他们的主要保护伞就是如果出问题，就将你那些退休基金等对民生极大的关键经济成分，绑架起来，逼迫政府出手救市，而达到利润私有化，和损失公有化的最佳安排。

要把政府和小民都玩弄在手上，必须有两大工具。第一个就是杠杆，英文叫Margin,中文叫融贷。就是你用1块钱，可以借到2块钱来玩。在有的市场比如说外汇交易市场，你拿1千块钱出来，就可以借到20万块来交易。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因为没有这个杠杆，你就无法鼓励大家去赌钱，不能很快将猪养肥。而且如果你让所有的市民，都到银行里去借钱，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股民和银行都绑在战车上，情况不好，车毁人亡，造成银根紧张，社会动乱，你就可以逼政府出来救市，让全国人民为你的损失付账。

但是把猪快速喂肥了，你就必须有工具可以宰猪。这个工具就叫卖空，英文叫Short-Selling，中文叫融劵。当你从证券行借股票去卖掉，然后将来再买回来还给股市行。连股票都不用借，就可以卖空，叫裸空，杀伤力就更厉害了。而这个方式就是把股市推高到高潮，等小市民们全部高点接货，被贪婪套牢的时候，这些流氓集团就可以开始杀猪了。

对这些方法，现在的所有国家是怎样应付呢？为了稳定市场，头一条就是禁止卖空，特别是裸空，尤其是美国政府对所有的财经股票做出了限制，使大鳄们无法开刀。另一条就是限制杠杆，要求将杠杆率降低。当然在现在信用紧缩的情况下，这一方面的麻烦要少些。

当然也有例外，就是在全球收紧限制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务院终于向国际接轨派低头，通过了杠杆和卖空的条例。这对现在中国金融界的精英们和即将到中国混饭吃的华尔街的精英们，真是一个好消息。中国发展了三十年，国内已经有一小批富起来的平民，政府的荷包也有点鼓了，是机会让这些流氓们来大显身手，对中国的经济开宰了。

不知这些精英用了短短的5，6年，就把美国给搞破产了，需要几年可以把中国搞破产？

不过中国不是没有这类先例，就是当年的国民党的金融精英们，1946年后在上海洋场玩了个差不多的小把戏，其下场就是把国家玩破产了，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九十六

这就是美国金融业的利润私有化，损失国有化的新特色。等到政府把所有的烂帐从金融企业里承担下来，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说服其他各国政府分担烂帐，共度难关。如果其他政府不买账，就不得不从美国人民的身上割羊毛了。

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界已经变成了何等的自私的一群，而这样的垃圾就是现在中国那些掌控着金融命脉的国际接轨派的大员们，眼中的财宝，要花大笔薪水尽量挖角。美国金融业的崩溃，在于这些从事金融业的人，忘了其行业的全称叫作金融服务业，即其存在的原因，是为了服务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是为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并在股市上为那些长期经营好的公司提供股价上的回报，为投资这些公司的投资人带来应得的利益。

但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将金融业的运作和实体经济脱节。通过电脑的大量运用，和联储局不考虑全体人民利益，只考虑自己那帮金融业人士的利益，而带来的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扩张的杠杆（Margin），造成了股市价格严重与实质经济脱节，比如不用考虑一个企业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的“概念股”运作。其结果就是股市总价值远远高于实际经济的重量，比如说在美国和英国这种金融行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厉害，而在注重实体经济多一些的德国和日本就稍微好一些。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不受管制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泛滥成灾，每一种交易手法都也几倍于所有股市价值总量的假金融量来计。

而在这个市场中横行霸道，呼风唤雨的三大流氓团体，就是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s），私人基金(Private Equity)和对冲基金 (Hedge Funds)，被称为BSD(Biggest Swinging Dicks)。

那么这三大流氓是干什么的？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吸血寄生虫，将实体经济玩弄于股掌之上，用妙手空空的手法，将升斗市民，发财梦做得发疯的小散户的钱清光，在把政府挟持为人质，一旦玩出火来，就把整个国家经济拉来垫背。

这三大流氓集团是那些人，采取什么手法来敛财呢？投资银行美国本来有5大霸，分别是高盛，大摩，雷曼，美林和熊士坦。他们本来是靠帮其他公司兼并来赚钱，尽管按照美国的记录，大概是95%的公司兼并都是以失败告终，只不过大家乐此不疲，因为这些大行和兼并公司的总裁们都有太多好处。还有就是帮新公司上市，包装一下骗股票市场的钱。

大家都知道高盛的老板就是美国财长鲍尔森，美国现在的救火总指挥，其实就是此次大火灾的放火凶手。而大摩就是中国中投佩服得要扔50亿美金孝敬的公司。后面三家后台不够硬，所以只好关门大吉了。第二类流氓就是对冲基金，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大家估计非常熟悉，通常都是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狼狈为奸，通过前者号召发展中国家金融和国际体系接轨，然后就进来放火打劫，将这些新兴市场十来年的发展成果一夜清光。比如说亚洲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个打法。

九十五

之所以这个原子弹会变得这么大的杀伤力，当然和美国的一些大公司胡来，比如说布什的老哥们玩的安然（Enron）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的丑闻，使美国公司贷款的违约风险增大。而那些购买房屋抵押贷款的投资人，虽然知道两房由美国政府担保，仍然要面对这些贷款的违约可能，于是购买了由各个金融机构发行的信用违约担保合同。这样的话，一个高风险的房屋贷款被集中在一起，分解成小块，就被销售给了各个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和退休基金等等投资人，并通过信用违约合同来保证了风险。这么好的投资，所以真是所有的投资人，甚至他们的宠物猫和宠物狗，都跳进来投资，就形成了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仙人跳。那么有人会问，如果只是保险你持有的债券，怎么会搞到天崩地裂呢？

因为行用违约合同和其他保险不一样，你不需要持有任何债券都可以去买。所以它最后就成了大家赌房地产爆不爆，或者爆多大，怎么爆的大赌盘。对这些发行这个合同的银行和基金来说，他们是两边都玩，就是有买有卖，所以可以自己对冲掉里面的损失，但最后的保险担保人就集中到了只卖不买的保险公司，比如说美国国际集团AIG。

AIG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卖房屋保险的时候，把房屋贷款信用也一起卖了。这个问题在于保险公司的事故保险是按照纯粹的数学几率来运作的。比如说一个人在路上被汽车撞了，其不会增加他的同事被汽车撞的几率。一个房子被火烧了，固然会影响其附近的房屋，但就不会影响下一个城市的房屋。而对房屋贷款信用的保险，却是一个房屋违约，确实会开始一连串的关联效果，而带动整个房屋市场的萎缩，从而造成一个保险而无法应付的局面。

这就是为啥美国政府不得不将AIG国有化的原因。虽然说雷曼兄弟的信用违约合同是7千亿，大部分是由AIG保证，美国政府却让其倒闭。而AIG的信用违约合同虽然是4千4百亿，但如果让其倒闭，所有在这里买了信用违约合同的银行都会有巨大财务损失，从而严重打击其本来已经紧缩的基金。

那么既然次级房贷是引发信用违约的导火索，而次级房贷的短期浮动利率到期，而导致的高利率供款，就是点燃导火索的火头。而美国联储局逐渐调高的利率，就是那只点火的黑手。人们就要问，如果当初美联储像日本那样，继续保持低利率，是不是就可以继续拖下去？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2004年，美联储已经开始不再公布货币投放量了。因为印钞机印了太多的钱，导致了通货膨胀开始显现。而由于美国每天需要2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才可以开三餐饭，不提高利率，无法吸引外资流入。基本上可以说包括鲍尔森和伯南基这些金融精英都是明白人，只是带着末世心态，得过且过，想些什么办法可以让全世界人民替他们付账而已，当然美国人民也是这个全世界人民中的一员，首先想办法让美国金融国有化，让美利坚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来担当所有的风险。

九十四

那么这时，被世界著名的保守投资家巴菲特称为“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信用违约合同，就开始粉墨登场了，扮演了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金融系统，一手清光的世纪终结者的角色。

在１９９４年，一帮摩根大通的精英们在佛罗里达州度假，思考一个和银行业一样古老的问题：那就是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你银行向外贷款的时候，只吃贷款的利息，又不用为这些贷款承担风险？当时的摩根大通放出了几百亿美元的贷款，到许多大公司和外国政府，而按照联邦法律的要求，不得不预留足够的银行储备金，来担保这些贷款。如果能够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贷款的风险转嫁出去，就可以把这些储蓄金解放出来，用于各种投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投机活动。

解决的方法就是一种保险政策。即由第三方来承担这个贷款违约的风险，然后贷款的银行只要交纳定期支付的保险金，就像大家平时用的各种事故保险。这样的话，摩根大通就把这个风险，从其帐户中移出去了，可以把那些捆住的资金释放出来，因此这种方法就叫Credit Default Swap.其实这种类似的行为，曾经被一些银行用来对冲因为利率变化，或者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期货价格波动引发的损失。但只是在摩根大通的手上，这种想法才正式的成为一个真正流行和可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

摩根大通很快就雇用了一批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和计算机专才，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交易平台，使这个产品成为了华尔街最热门的可以避免风险，但又可以保证回报率的最佳投资方法。当时负责这项交易的人们，把这个计划比做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虽然说他们的原意是表明他们找到了银行业长期未能解决的转嫁风险问题，就像是核计划一样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讽刺的是，这个计划和曼哈顿计划一样，为人类创造出来的恶魔，在１０余年后，会摧毁美国经济。

这个信用违约合同交易是一个两个金融机构之间的私下交易，不受监管。在1997年12月，摩根大通将300余笔不同，贷给如国际商用，福特汽车，沃尔玛等大公司，高达97亿美元的贷款，分解成一个个小的单位，然后把其中最高风险的10%的贷款，装扮成一个叫做“餐馆（Bistro--Broad Index Securitized Trust Offering）的指数，买给不明就里的投资人。由于这些“人才”的忽悠成功，从这里出来的精英们很快就高就于其他的银行和对冲基金，将这个忽悠方法发扬光大，将银行的风险向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转移。结果就是到了2000年，这个市场就增长到了１千亿美金，然后到2004年，就到了6万4千亿美金，而在现在的困境下，这个数字是62万亿美金，到最近下降到55万亿。这就是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经济原子弹，一旦爆发，可以摧毁整个美国，导致所有金融机构的清盘。

九十三

本来提高消费也不是什么错，人民要过好日子，当然希望可以多买点消费品。但是问题在于你买消费品的钱，必须从你的收入里支出，靠信用卡的高利贷消费，只会增加信用卡公司的利润，却加大了人民的生活负担。最好的应付方法应该是提高人民的工资收入，然后可以让人民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储蓄率的情况下，开心的花钱。

不过由美国企业界发起的贸易全球化运动，就让一些行业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去寻找廉价成本，其中包括比较宽松的环境保护条例，比较友好的政府政策，和比较低廉的劳工。这些包括转移到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和转移到印度的一些如会计，软件，法律和售后服务的服务业。而无法转移国外的服务业，就由来自于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非法移民代替，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而政府又缺乏职业转换和再培训计划，就使这些人民的生活水平，大概６０％美国总人口，出现恶化情况。

格林斯潘为首脑的华尔街利益集团（记住美国联储局是私人拥有，但挂政府牌子的私人机构）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当世界各国如日本和中国，大力购买美国长期国库券，造成１０年期国债利率低廉，因此造成３０年房贷利率低的同时，降低美国联储局的短期利率，导致大量的３－５年的短期浮动利率房贷大量出现，从而带来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增长。那么失去了工资增长支撑的民众，就可以用增加的房价来进行低息贷款消费，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

而这个不断借钱消费，不断把房价推高的重复过程，要做到一样，就像那些老鼠会一样，不断要有新买家过来支撑房价。虽然说其中很多的买家是买来投资和炒卖的，但你必须有大量的买房来住的买家，才可以把这个市给撑下去。于是当所有合乎购房条件的人们被清理干净以后，根本无法担负房贷，收入过低（包括一些拿政府福利的人民），和信用极差的最后一个基层，就被招募来为房产市场撑市，这样就产生了次级房贷。

但是向这些最底层推销房贷的公司和银行当然心知肚明，知道他们在干嘛。如果你要让这些经纪和贷款银行，承受这些房贷的还款风险，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那么这场大猫腻就玩不下去了，就必须把这些房贷的还款风险转嫁出去。这就产生了房屋抵押债券，就是把一个房贷的金额，以房产作为抵押，以债券的名义买出去。那么这样就将美国超过８０％的房贷，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卖了这些债券出去给所有的投资者，包括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客户。

当然这个忽悠游戏，必须能够玩得合乎金融市场的信用原则。于是你需要标准普尔和摩迪这些信用公司，将这些债券标个好的三Ａ级，可以让大家放心投资。玩到这里，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运行的一个最基本的支柱，信用就彻底给破坏了。一个失去了信用的金融体系，就是行尸走肉，离死期真是不远了。

九十二

对中国现在体制最大威胁的政治普世价值派，就是对中国政治社会制度进行全盘的西化，以达到将中国欧洲化的目的。其宣扬的理念，采取的步骤，大家都非常清楚，但由于这一派所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没有在政治上得势，或者零落海外，或者潜藏在体制内，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势力。但中国金融上的国际接轨派，却不同，掌握做中国金融的大权。

这一派的特点是，拿出些古典经济学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和一些被实践证明完全无用的假设，试图将中国的金融体制向美国看齐，即要做中国的格林斯潘等。其实中国现在金融上的一些困局，和这帮人鼓吹的东西，脱不了干系。

笔者觉得中国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一帮崇美派当政的金融体系上，将中国问题一大堆的体制，进行国际接轨，到美国体制，是一个既定的改革方向。如果美国可以把其金融火山的盖子多捂两年，等中国金融完全改制之后，就可以将中国金融一网打尽，使中国成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负担转嫁者。但是老天有眼，当中国国际接轨派，拿出一大堆眼花目眩的西方经济理论，把最高层决策者糊弄昏了之后，其匆忙跳进黑石这种吸血鬼公司的首笔投资，立即全军覆没，从而使高层对这些鼓吹者的“理论”开始怀疑，而美国金融系统的彻底崩溃，也使这些人的国际接轨论开始底气不足。

要了解为啥中国不能向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就要了解美国现在的困境是怎么产生的。关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已经很多，其在技术层面的原因，大致是四个环节。一个是美国联储局肆无忌惮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资本过剩，从而增加了各种投资和金融衍产品的泛滥。二是在银行业兴起的贷款抵押债券（ＭＢＳ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把具体批准贷款的银行的风险，通过债券的包装，转嫁给第三方投资者。三是由摩根大通在１９９４年发明的金融核武器――信用违约合同（ＣＤＳ　Credit Default Swap）像毒蘑菇一样，飞速蔓延。四是美国保险业将债券保险，以等同于其他事故保险的运作方法。而这些所有的胡作非为，都不受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管制，可以说美国政府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当然，从更深层的结构层面，这个危机可以说是对美国整个经济体系判了死刑。从美国联储局的责任来讲，就是人为放低利率，用空气吹胀的房地产价值，制造出一个让美国人民可以随时提款出来消费的房屋价值贷款。本来，一个负责任的联储局，应该看到美国人民消费过度，整个国家政府和人民债台高垒，储蓄率从１９８０年代的１０％降低到负数，就应该利用不同的经济扩张方式来支撑ＧＤＰ的增长。但美国中央银行的方法是，通过低利率的方式，让人民增加消费，并美其名曰，为了降低人民的消费成本，用单位数的房屋价值利率，来代替两位数的信用卡利率，其实是帮美国人民省钱。这种无赖的逻辑，就是造成为啥次贷横行的一大原因。

第十篇
 
空谷罕人迹，寒壁满芬芳。
造物殊无意，王孙感自伤。
 
九十一

中国当前严吏治的重点，应该在于着力于县一级，以防止再次出现如瓮安，孟连和吉首之类的群体事件。但在如何向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学习方面，要想清楚，不要乱了自己的阵脚。

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主要施行还是在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之后，其经济体制也是在于上世纪７０年代的主要改革。因此到底这个体制的运行情况如何，还缺乏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现在面临的国际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对外用兵无力，国内经济临近崩溃，过去耐以激励民心的美国梦碎，美国如何调整应对危局，是不是像历史上许多短暂的帝国一样，从此大厦倾塌，一蹶不振，都是未定之数。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制度，虽然是毛病很多，但毕竟大家心里有数，保证一个百年繁荣，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在现在这个形式下，不要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糊里糊涂去改革。

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极其有利，如果可以做到对美国的困局，见死不救，让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在国际金融中的恶霸地位从此坍塌，并因此拖低其欧洲盟国和日本，当然对中国的全面复兴是一个大好局面。中国可以趁机大肆吸收人才，那些掌握高科技，高技术，和对发展实业经济有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都应该争取挖角，并将其本地化。但对那些祸国殃民，把国家搞破产的所谓华尔街精英，就要像苍蝇一样避之不及。

笔者最担忧的是，中国政府受到错误的建议误导，以区区一个穷国的一万亿美元储备，要去救美国金融这个至少要７万亿美元去填，可能还铺不满底的无底深渊。以中国的穷去救美国的富，让中国人民为华尔街的大亨的满汉全席付账，然后美国就可以节省钱下来，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可以卖武器给台湾，继续阻碍中国统一；可以继续让国会投资去支持藏独和疆独，搞乱中国边境地区；可以继续支持好莱坞的那帮小丑和无国界记者那帮无赖，在全世界污蔑中国，和可以继续放纵索罗斯之流，对世界新兴国家进行伏击，并指导全球的颜色革命。如果美国有问题，它可以直接增加税收，节省开支，减低军费，停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和停止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继续挑起冲突。就算美国自己救不了自己，那么也要靠它的好伙伴们，如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之流出手，关中国这个穷国什么事！

而且在美国经济衰退之际，正是其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上升的时候，要求美国自己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而不需要在世界各地撩事斗非。中国所有周边国家的情势紧张，从西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部的缅甸，越南，和东部的日本，韩国，到处都是美国的幕后推手。没有了这个能力在中国附近搞事，就是对中国这之后复兴的最好局面。如果中国这个时候来救人，简直就是自己犯贱，想搞死自己。所以对大声鼓噪的买办们，如黑石，高盛和大摩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流的言论，要有清楚的认识。

而这些人对中国的危害，还不够大，真正对中国危害最大，可以把整个国家毁掉的就是两类人：政治上的“普世价值”派和经济，尤其是金融上的“国际接轨”派。

九十

据一些美国零售商的资料，其在美国销售的中国货价格基本上是价格对应，即如果一个商品零售时标价２０美金，其成本价可能大概是２０人民币，似乎中国的内需市场能够承受。通过这个政策，同时将中国比内部市场更严格的对外出口商品质量管理，应用到内部，当是对中国自己的消费者的一个好事。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应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现经济转型，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在笔者提出的削强藩，均贫富之后，第三个就是严吏治。严吏治，在一些方面已经有好的进展，比如说高官问责制，出了事情，你就要下台，这在现在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中，如毒奶粉，矿难等等，都立下了好的习惯。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精简机构，增加监督。笔者在前文提到的如设立中央政府驻地方的信访办事处，区区几个人，就会对县一级的官员们形成阻吓作用，以避免逐渐恶化的下层吏治。另外笔者对省级行政区规划的意见，是针对长远的一个打算，并不是立即就可以进行。但现在可以做到的是，强市出省，让现在管理情况相当良好的市，不再受省政府直接管理，把省的力量腾出来，进行省管县的尝试，从而撤销地区这一级的机构。而现有的省级官员设置，如各个副省长各管行业的分工，则可以变成各管几个县的分工，哪个官员管的县出现问题，哪个副省长就下台。

这样的做法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系恢复到两级制，从而将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地区级机构取消，减少冗员对政府系统行政效率的减低，和国家财政的负担，并将这些本地精英放出来，利用他们的组织能力和人际关系，发展跨县城的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

在对地方官增加组织上的监督之外，尽量将非关键性的行政部门功能，转移到社会是一个方向。如何放开对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增强舆论监督和民意问政，使人民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地方的政治决策过程，对吏治的整肃，极其重要。

但是放开舆论的另一个主要考量是，如何形成民间非官方的理性民意领袖，可以对民众的情绪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而不是让具有海外敌对国家支持的组织严密的势力，和内部的有心人士，利用突发事件，进行谣言和误导，企图以此扰乱社会，破坏中国的稳定，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的建议是，加强对这个方面的立法，可以一边逐渐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放开，但另一面对违法分子和敌对势力的执法加强，才可以使中国的舆论理性成熟的发展。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的是，就是对外国势力和资本严格禁止涉足中国的舆论企业。而中国的情况似乎相反，反而放开外资控制信息企业，自然就会将舆论的权力交出去。对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笔杆子不掌握，恐怕将来枪杆子也拿不住了，先是允许让外资合股办国防工业，就和把解放军都交给外资控制差不多了。对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如履薄冰，不能急于求成，变成邯郸学步。

八十九

当然和香港情况不同的是，由于其经济高度发达，整个社会系统运作有序，而且保持“大同”的工作已经由特区政府在做，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要求偏低。香港也不和其他国家相邻，所以在防务上的要求也很小，并且最重要的是，香港比较小。

对中国的南疆，笔者倒是有个大胆的建议，即由一个中央政府的机构，来掌控地方的国防事务（比如说南疆军区），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地方政府，来管理所有的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事务。在需要双方协调的方面，如经济上南疆还需要中央的扶持，和如何推广双语教育上，都可以更加具体的情况，协商解决和多考虑少数民族的意见。如果这个实验可以成功，就可以运用到西藏的一些地区，如日喀则和林芝。当然现在西藏的问题还是主要是外部势力的干扰，比新疆的问题难度要大得多。

在考量均贫富的政策上，新劳动法应该严格执行，以保证低层工人的工资收入，来刺激内需消费市场。在刺激内部消费上，通常可以采取的是三个方法，一是提高工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劳动法之类来保证工人的收入水平。二是如美国一样，压低工资增长，但通过低利率借贷，比如从信用卡或者炒起来的房价里以房价差额贷款，来刺激消费。三是政府补贴，即有政府向收入低的阶层发放政府现金劵，使这个阶层可以消费。

美国的方法证明是不可行，因为其实行的是“寅吃亥粮”（卯粮１０年前已经吃完了），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负债率推得太高。以美国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前的２００６年为例，６０％的人们生活水平要低于２０００年，而且工资收入呈现负增长。

用政府财政支持的方法，只能解决一部分特贫阶层的生活，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彻底放弃“向美国接轨”的医疗改革，最终回到国家主导的全民医疗保健，和完全提供免费教育，那么也会提高中国百姓的消费欲望。

与其让对外出口的企业继续压低工人工资，不如强制实行新劳动法，提高工人工资，然后通过罗斯福式的财政刺激，让中国内部增长起来的消费市场，消化因为国际市场萎缩而产生的过剩制造能力。在经济状况低迷的时候，采取财政刺激政策几乎是唯一的可行方案，而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应该是最好的，应该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可以有两种方法帮助自己度过目前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一是继续保护现有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和其既得利益者，通过中国政府注资美国政府，然后由美国政府借来的７千亿美元，刺激美国经济，促进其消费，从而带动中国的出口，和解决中国的低工资劳工就业。

或者是中国利用自己的财政能力，刺激中国自己的内需市场，将中国的出口加工能力被自己的内需市场所消化，从而带动经济转型。笔者的建议当然是后一种方法。

八十八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大部分源于苏联的政策，但就没有全盘照搬。这些政策有利有弊，可以从苏联的最后分崩离析可以看出一二。其实虽然苏联号称有1百多个民族，其实其民族之繁杂，要少于中国。苏联在民族划分上受到欧洲影响太重，其划分的标准太细，本来少少的2亿来人，就划出了这么多民族，比中国10亿多人的民族更多，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中国当年按照其方法划分，光是自称汉人的人民，估计用基因，语言，风俗，血缘等等来划分，至少也要分出几万个不同的民族出来。

好在当年共产党对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没有照单全收，不然的话，中国的少数民族最起码也有500多个。当时由各少数民族地区报上来的自身民族，例如云南就有400多个，贵州就有100多个（今天的缅甸，越南等国都是100多个以上的不同民族）。而中国的蒙古族，就没有把图瓦，蒙古尔等不同支派分出来。不过中国当初的划分，也有其不当之处，就是过粗，走了另一个极端。但是历史上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今天要去纠正这些做法，未免落人口实。

笔者曾提到唐朝李世民的民族政策，其对后来的几朝影响颇大。在唐贞观4年，唐太宗平定了突厥，对表示愿意归附的10万户内迁于中原，并在其地设置了羁縻州。实验取得成功后，唐太宗将其做法推广，使见于史上的州府有856个。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代表中央政府的都护府，最多时是八个，后来减为六个（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这个制度采取的双轨制，颇有些像邓小平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即由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执行边防等事务，而把民事交给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当地人管理。

其实一个理想的国家，当然是一国一制最好，这种双轨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不同的原因，希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和地区的人民，可以既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和社会共识，又可以保持自己独到的民族文化传统。而这种安排在于如何保证国家的一个大同，即人民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声份界定，又有同样的法制基础下的同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然后就如何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亚文化，来保持大同下的小异。

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采取一个政府的双轨制的做法，即由中央政府部门，来掌控“大同”部分，而由少数民族主导掌控“小异”部分。本来中国现存政府体制的党委和政府两个班子里，至少在政府机构里保证了民族自治地区由少数民族人士出任领导干部的法律，但在具体操作中，党委在实际权力上还是要大，而且在党政分开的改革下，以处理党务为主的党委和政务为主的政府，就不是那么容易在大同和小异里分权。而一个可以思考的做法，就是中央政府驻当地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分工。

八十七

在这个土地问题解决后，然后就可以通过政府的基础投资政策，以开发城市为中心，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个时候当地产商和开发商，需要向农民购买土地永久使用权，来开发城市住宅，商业街等等，就可以一下子，把这些农民的财富提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将农民变富了，中国的内需市场就真的搞起来了。当有钱的农民可以消费合理价格的消费品，如奶粉等，就杜绝了生产企业利润太薄，总是想用不良手段来变相提价。

那么如何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需要来源于一次性的买地，就是征收相对于现有的地产税的方式，征收地产使用税。中国之前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地方财政没有保障，地方政府就利用权力和法律，低价从农民手中夺地，然后高价卖给地产开发商，来保证财政收入。在这个新的安排下，地方政府可以在转手出农民手中的地，根据出售价格，按照一个百分比年年收土地税，然后再收一般的商业消费税，基本上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个也是一个切入点。除了还地于民外，还可以在来源少数民族地区的能源供应，如新疆和贵州，增加地方留利，建立专项的少数民族发展基金，在地区经济发展上，吸收来自于其他省区的新移民，在商业贷款上，给予少数民族企业，和多民族企业，提供优惠利率，促进民族融合，合作和团结。

在两个少数民族地区，西藏的拉萨和新疆的南疆，内地的新移民确实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很多当地人来说，最担心的是五双筷子夹菜的碗，现在有十双筷子伸进来了。而且在职业培训上等软实力，本地筷子还处于竞争的劣势状态。

但是如果这些地区的人民享受到了还地于民的政策，又得到了提高能源价格和西部省份增加留利的好处，中央政府的基础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或者租出地方给外来的商家等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利益。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发现，外来的商户越多，和移民越多，他们经济上的收益越大，他们就会热烈欢迎外来户们。而且由于能源行业增加的人口和收入，都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现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南疆，确实有知识分子担忧，自己少数民族的文化会不会丧失，自己的语言会不会消失。其实这些担忧和汉族地区的一些知识分子担忧其文化会不会被西方文化取代，源出一处，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缺乏信心。而这种信心在很大情况下，是因为大家的荷包太瘪，大有关系。如果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得益于经济发展，钱包鼓了，就和其东部地区的汉族同胞一样，拽起来了，就会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和风俗，充满自豪。在这种充满信心的情况下，对其他民族和文化就会有平常心态，就会开始真正产生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心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融合为基础，就可以开始落实真正的民族自治。

八十六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除了削强藩之外，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中心，应该是均贫富。

这个均贫富的重要性，除了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保证国家稳定和安全之外，就是让我们每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共同享受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果，本来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是政府天经地义需要做的事。

在现在的财富分配不平均上，基本有3个层面。一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发展地区和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差距；二是这两个地区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尤其是发达地区；三是汉族地区（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族等）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差距。

地区经济的差异改变，可以通过两个方向实现，一个是调高能源的价格，比如说来自新疆的天然气，贵州的电力，和山西的煤炭等，让穷困的西部有更多的利润。在东部则通过不同的能源价格体系，由国家补贴低收入和普通市民的能源消费，但对商业用电等则保持合理价格，迫使其向高效能源利用转换。

第二则是增加政府的基础投资，其实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但就应该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加大投资力量，以笔者前文提到的城市联系网，建立起武汉-合肥-南京线，接上京沪线，建立起武汉-南昌-长沙环线，西安-洛阳-郑州-太原-石家庄-北京线，洛阳-襄樊-武汉，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和沈阳-北京线。

在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差距上，开发新城市和改造旧城市的城市化，将农转非，是这个计划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将土地拥有权，或者说永久使用权，还给农民是最关键的点。没有这个中心，发展城市化，就会变成不良地产发展商和地方官僚勾结，利用中国土地法和耕地法上的漏洞，地买高卖，把农民从土地上低于合理价格补偿的方法赶出去，造成收入差距更加巨大，和层出不穷的土地纠纷和群体事件。

中国政府应该利用现在房地产行业的低潮，让沿海大城市的地产回到合理水平，使普通市民可以减轻买房和供房的负担，从而腾出多余的钱，可以增加消费。而在这个时候，对城市郊区的地，开发商就会不再像以前那样贪婪，对土地改革的阻力会相对减少。

从生产的三大要素来看，一是资金，这些都是这三十年发达起来的商家独占鳌头。二是技术，这些都是虽然没有钱，但就受过良好教育或者职业训练的城市专业人才所拥有的。三是土地。当中国的农民，又没有钱，又缺乏技术培训，那么让他们拥有土地权，就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当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这些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可以出让和转售，再加上中国政府可以为农民提供低息的贷款，就把中国的农村搞活了，令农民开始向商业经营上发展，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可以快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让中国的农业走出小家庭耕作方式。

八十五

记得当年在中投公司，扔30亿美元进黑石的时候，曾有朋友问我的看法。我回答，那是扔钱去打水漂，而且是一下去就沉底，连漂都看不见一个。当然后来有人继续扔了50亿美元进大摩这个水潭，不知道熊士坦有没有人扔钱。而几乎又有中国的金融机构想扔钱进美林，雷曼兄弟等等，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金融界的决策者如此之脑残。

对美国经济和这些金融大行到底在如何一个状况之下，其实看一看现在的日本就知道了一半的答案。当年日本的大银行风光无限，而今安在乎！格林斯潘在玩爆了“.COM”之后，赶紧开玩地产股，而美国经济对消费的依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庞大，和美国人民储存率的负数和负债之高，比日本的政府赤字，和日本人民的储存率，简直更是雪上加霜。

其实美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破产，美国政府现在对两房和AIG的国有化，和7千亿（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骗来）的拯救计划，都是使这个破产的着陆稍微软一点。美国经济在这随后的两三年中，出现5%负增长的机会很大，而这次金融体系的崩溃，恐怕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慢慢消化，在这之后，陷入一个日本式的经济停滞，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判断都是为啥笔者在“大国游戏”中，预言西边太阳就要落山了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向美国的金融机构扔钱，或者对美国国库券的投资都是找一个马桶，把钱冲进下水道里。其实钱这样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数字游戏，你钱多的时候，买的高价房屋，和钱贬值了，买的同样贬值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数字不同，其实际的功用并没有区别。所以说，中国手里拿着的那些上万亿的美金，其实拿着现金，拿着美国国库券，或者买美国投资银行，都是废纸，不能逃脱贬值的命运。从现在硕果仅存的高盛和大摩，开始转型为储蓄银行，证明了这种投资行是玩不下去了，不知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还这么有兴趣。据说这些中国的金融企业们，还想乘机挖掘这些把美国经济搞破产的“英才”们，为中国服务，不知这些英才们可不可以利用他们的专长和经验，把中国也搞破产？

那么中国手上的这堆绿色废纸应该怎样用？很简单，到非洲和南美洲出货，购买土地和原材料，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然后让生活水平提高了的非洲和南美人民，开始买中国产品，以代替美国萎缩的出口市场。另外可以在北美和欧洲购买新能源公司，尤其是在美国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继续打压这些新发明和新公司的时候，把这些公司和发明专利买下来，把这些技术人才和发明天才挖到中国，给予他（她）们中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生活，娶妻嫁夫，生儿育女（可以从计划生育里免除），两代之后，就变成100%的中国人，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一样。

中国政府在和外面的政府比较时，有两个大的优点，一是可以考虑中长期发展计划，而不受选举政府的短期行为影响。二是可以考虑整体利益，不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因此中国在这个国际经济变化的大趋势中，如何把握机会，不要被不良建议弄花了眼，对中国经济好好规划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八十四

而中国这次的对所有乳业工业的整顿，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就要扩大到整个食品加工行业，将积污藏垢的毒酒，毒饺子，毒肉，毒鱼等等，一次清盘。不这样做的话，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当这些毒食物损害了全体人民的健康，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儿童身上，破坏了他们的防疫系统，下次来几次比如SARS，禽流感之类的传染病，我们这个第一大族，就会被清扫干净。不要以为笔者这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比如说欧洲的黑死病，和西方殖民者在美洲转播的疾病，都将当地人口清扫得所剩无几。

笔者本来就比较推崇有机食物，对中国传统的食物生产方式比较向往。而对腐败横行和利欲熏心的食品加工业热衷于各种化学品乱加一气的做法非常反感。尤其是美国孟山都，通用这类靠杀人起家的公司，搞的化肥，种子和基因改造农业，从来都心怀疑虑。反正我们是人，又不是牛，可以喝人奶那才是真正的正途。即使人奶不够，必须寻找代奶，那么看看豆奶，米汤等各类植物代替品，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其实就算你奶粉里面没有“加料”，是实打实的真货，现在这种养牛的方法，也不知你饲料里面搞了什么花招。就像养鱼那样，你那些过期避孕药去喂鱼，你那鱼还是自己留着吃好了。

而西方的消费品牌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市场全面扩张，还是以占领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的中产基层为主，对农村和西部的消费市场，在价格上还无法抢占。就给中国西部的产业崛起提供一个窗口。

对全球贸易的第二个打击，就是美国领军的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崩溃，带来了自格林斯潘以来，靠胡来而造成的经济繁荣泡沫，将靠金融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打回原形。这种以美国为主，欧洲为辅的全球消费的紧缩，自然会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推入空闲状态，带来大量的消费品，尤其是大件高档消费品，如汽车等的生产制造厂家降低规模。

这两个打击自然会对中国以出口为导向地区的沿海地区造成冲击，迫使中国进行产业换代和内部经济调整。另外由于国际资金的信贷紧缩，自然会造成不合理的不动产市场的收缩。而中国沿海大城市，如上海等，将会面临房地产下滑，泡沫经济开爆的局面。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自由市场专家们，自然要开始督促政府救市。有人会建议恢复所有对出口工业“好”的政府干预措施，和取消对出口供应“不好”的政府干预措施；有人会建议政府赶紧入市撑住房地产市场，以便让海外进来的热钱，如大摩之流，或者中国的地产大亨们，可以解套兑现。当然理由就是如果上海房产倒了，市民们就要上街游行了，或者说中国的银行就被拖垮了等等。

当然还有人要求中国赶紧到美国救市，比如有人建议乘机买49%的大摩等建议，赶紧抄底。这些建议基本上都是一些劣招。除了损害中国的中长期利益之外，还在糟蹋中国这三十年，好不容易积累的经济成果。

八十三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头奶粉出现了。出现大头奶粉的原因，是因为有人玩得太过火了，不是往奶里掺水，而是往水里掺奶，而且后来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忘记”掺奶了。奶里掺水，会降低营养质量，但并不致命。因为如果你喝一杯牛奶的营养不够，你可以喝两杯嘛，而这就变相的将奶粉涨价了。那么是不是消费者被骗了，花了冤枉钱呢？当然是，但这中间有多了一层猫腻。

因为当你听到每天应该喝几杯牛奶之类的“科学”建议时，这些建议本身并不科学，其实已经超过了你人体真正的需求，不这样，那些生产商怎么可以糊弄你多买点产品呢。当初西方乳业为了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而谋求暴利，那些所谓政府的营养师们和科学家们，其实已经是收了黑钱，在订立每日牛奶（和其他营养）摄入量上面，已经做了手脚。拿美国为例，小孩子的肥胖症和一系列的其他综合症，都是这套“科学”的营养标准玩出来的。

而中国经济发展了，城里人富裕了，这些同样的玩家们就开始盯住中国人的钱袋了。而以这套玩法，根据西方标准喂孩子的有钱人家，同样开始出现这种富贵病。其实以笔者这代人为例，从小从来都没有喝过牛奶，现在也很少喝，似乎身体比同年龄的西方人并不差。

可是当大头奶粉搞出大祸了，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规定检查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于是我们那些脑袋很灵光，但良心很恶毒的化学家们就出场了，为如何击败这个检验标准，寻找出了三聚氰胺这个杀手锏出来，就造成了席卷美国的宠物食物市场，到害死人的毒奶粉，还不包括现在还不知道后果如何的家畜饲料里，加“营养”的做法（当然美国的化学家也不好到哪里去，在美国的俄亥俄和科罗拉多两州都有此案例，只是在宠物风波后被取缔）。

而自然这个行为就会在选择生产链环节最薄弱，比如收购站这个缺乏监管的地方下手。反正大家只要可以推卸责任，最后赖到几个坏蛋头上，大家就得过且过，大事化小，少事化了。当大家把全体中国人毒一把之后，又有人开始在免疫能力低的婴儿身上下手时（其实在免疫能力低的宠物身上已经证实），这个公开的秘密，自然就有火上爆发的一天。

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赌的第二把，就是认为中央政府会姑息养奸，拉几个坏蛋出来练枪打靶，就可以息事宁人。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三鹿这只恶鹿扔出来宰了烧烤，但就会“顾全大局”，不敢法不责众，将整个行业摆上台。那些伊利和蒙牛等，兴许还暗地里兴灾乐祸，以为乘机干掉了一个竞争强手，对自己的市场份额大有帮助。这些企业说不定还暗笑三鹿的老板太蠢，在添加毒药的时候，质量控制太差，手一哆嗦，多加了两三勺子，把事情闹大了。而自己的下毒员工，手脚比较麻利，质量控制的比较好，就不会闯下三鹿这么大，全中国盖子都拿来，还盖不住的大火山。

八十二

中国建立在西部尤其是西北的制造业中心，当然还可以通过欧亚大陆桥服务欧洲市场，如果铁路运输的成本可以降低到和东欧的生产竞争的水平。而中国本身的消费市场，则在中国自身的政府无能和企业界无良的情况下，通过三鹿事件自毁品牌，为西方的消费产品，打开中国市场。

在奥运会开幕式的评论中，笔者提到张艺谋等艺术家，帮中国恢复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和对任何想砸这个牌子的混帐，杀无赦，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如果中国政府和企业界，不能保住这个招牌，那么中国未来发展起来的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就是拱手让给外国品牌，使中国重新昔日殖民地的经济状况。而和当时不同的情况是，以前的状况是被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厉逼出来的不平等条约，而今天的状况是商人无良，地方政府藏奸，中央政府姑息造成的。这次对乳业的全面整顿是不够的，必须涵盖整个食品加工业，但更关键的是打击以江苏为基地的小化工业的原料供应，和那些专门为这些无良商人提供造假办法的黑心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三鹿毒奶粉的事件，当然与这些社会不良分子的道德丧失，和政府质检部门监察不力有关，但是这种在行业里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还是和中国整体的经济架构有关。那就是和笔者谈到的山西矿难一样，是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为了保护低价格竞争的出口加工业，人为压低生产成本造成的。因为要压低成本，就要压低生产工人的工资。低工资的收入家庭，就必须买低价格的消费品，所以你的奶粉就不能贵。奶粉售价要低，那么奶农的卖价就不能高。在加上国际到处乱窜的资金抢进大陆市场，比如三鹿公司的新西兰资金，蒙牛公司中的大摩投资等，使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结果就造成了产业链的最低端，饲料价格等在涨，而产业链的最高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跟不上。恶性竞争造成了各乳品公司互相不光不能涨价，还要以减价促销来恶斗。

那么很显然在这个产业链里，必须有人要为此付账，当然在购买鲜奶以一个大公司对应一大群分散的奶农，自然就是大公司可以掌控定价权。结果就是奶农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就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而在原料价格上被人压，又在收购价格上被控制，奶农养牛就没有积极性。有的地方政府有点良心，就会帮点忙，补贴一下，而顶不下去的奶农，就会杀了奶牛，不玩了。

这样一来，奶农不挤奶了，所有靠挤奶农利润的产业链就要掉链子了。那么如何应对呢？降低奶质量，中间掺水，就是一个肯定的方向。其实这是一个变相调高了鲜奶收购价的办法，同样的鲜奶加了水，量增加了，纸面价格没有涨，但实际价格增加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奶农，当然是不肯这样做的。但是中间的收购站就会仍然用低价，或者稍微高一些的价格，向你收购，然后再掺水。反正到最后都是掺水，为啥不自己得益？这么一想，心情就好受了许多，然后大家都开始掺水。

第九篇
 
东篱有野菊，秋夜浮暗香。
人喧他不应，看惯风与霜。
 
八十一

如何有效的化解这些阻力，是中央政府和任何希望看到未来中国走出300年一大乱的怪圈的仁人志士，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个历史上，中华民族无法解决的宿命，也许需要我们这一代来做一个了断。

中国的三十年改革，起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些政策的实行，确实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得益者大声鼓吹的路线。

就像今天美国的华尔街玩家一样，当政府要求干预和监管他们肆无忌惮的胡来，妨碍他们装钱入袋的时候，就会大声抗议要求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而一旦整个金融系统被他们玩死，他们自己的家家公司面临倒闭，就会立即忘掉自由资本主义原则，要求政府介入，拿全美国的星斗小民的税收为他们付账。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当劳工保护法，环境保护法，能源高效法等，对这些商界利益有损害的政策考虑，马上就有人大声疾呼，要有市场来决定，而不需要政府干预。但一旦你谈到取消政府的出口退税，能源补贴，或者是让货币自由兑换，马上这些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们，立即要求政府进行干预。

因此对当前的国家政策的思考，一定要立足于中长期的考量，尽量减低短期利益的骚扰。比如在中国90年代当政的决策者，因为以当时的低油价作为考虑政策的基点，放弃高速铁路，发展高速公路，推广石油化工，限制电力投资，今天看起来非常之愚蠢而且短视。因此对现今的高层决策者，如何不受到被利益集团“污染”了的经济学家们的对时局的“判断”，和因此得出的“建议”，需要广开言路，进行真正的中立的思考。

笔者个人看法是，中国经济这前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而随着美国金融系统的崩溃（很快会蔓延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和亚洲的韩国等），国际贸易化基本上已经进入尾声。取而代之的将是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地区市场，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地区市场（印度还有一段距离），和以西欧为主的欧盟地区市场。

在这个变化中，首先是能源价格的提高，带动了远距离运输成本的高涨。而由于目前跨大陆的货运，主要还是靠海运，即依赖于燃油的消耗，就使全球化经济依靠廉价运输成本的优势丧失。即使你可以继续压制制造产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弥补因为燃油成本带动的运输成本高涨。在这个新形势下，寻求地区的产业中心，依赖本地区的区域市场，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选择。

在北美，美国的中部和南部，墨西哥的北部，都是理想的制造业的地区，欧洲则是中欧和东欧，而中国则是华中和中原一带（笔者谈到的以河南为中心，从西到东由南疆，甘肃，陕西，河南，到江淮，和从北到南由内蒙，山西，河南，湖北，到湖南）。